由羅馬帝國的崩解到黑死病 – 1,000年的黑暗時代？
1,000年的黑暗？
嗯，是與不是。當羅馬帝國分崩離析時，整個局勢風雨飄搖。那政治與社會穩定的「羅馬和平」（Pax Romana），已不復存在。不再有羅馬軍團，強化羅馬那嚴密的社會結構。
日耳曼蠻族並沒有毀滅這樣的社會秩序。羅馬的崩解形成了權力與社會結構的真空，日耳曼人只是進入這樣的真空狀態。當時，也沒有羅馬人能阻止他們。
相反的，這兒有許多小封建領主，每個男領主（幾乎都是男性）都有自己的習俗、權力與限制。在這些地方領主的統治範圍外，多數人過著僅能糊口的生活。
少數的社會秩序與更少的防禦措施，極度不利於旅行與貿易。與光榮的羅馬日子相比，橫跨歐洲的運輸與買賣情況大幅縮減，非法交易的企圖亦大受影響。海盜、山賊與貪婪的地方領主，都會終止旅行與商業的活動。
身為貿易與社會結構中心的城市，喪失了生計並衰敗傾頹。即便人們遷徙至鄉村，整體的人口依舊消減。一連串非常寒冷的冬天與低作物收成，讓每階段的生活變得艱難。
侵略者盡可能霸占，常攫取最好的農耕地，以便餵養他們的人口。他們讚揚羅馬的富庶與文化，卻無法試著維護或重新建造遺失的部分。
封建制度（feudal system）意指一個人繼承的社會地位：戰士（或貴族）、神職人員或勞動者。沒人能逃脫這樣的命運。父母是什麼，你就是什麼，你的孫子也是如此。
少數其一能延續的自立機構，便是基督教會。教會給予西方社會，能提供的文化統一性。即便這樣的影響相對小，至少在中古時代的前半起了作用。
的確，羅馬有個教皇。他沒有多大的權力或權威，就只是先前體制的空殼，但他是存在的。教皇做為歐洲地方教會的領導者；這方面，他的權力是穩固的。
地方僧侶與教士在他們的社區裡，每日體現教會的權力，並具實質影響力。愛爾蘭修道院派出傳教士（直到維京人（Viking）來到的西元700年晚期，愛爾蘭躲過了北方遷徙潮最糟的混亂時期），將羅馬 – 拉丁基督教遺產帶給東邊的日耳曼部落民；否則，這遺產將完全在西歐消失。
部分教會，特別在東羅馬帝國，承繼起帝國秩序的主張。在這兒，帝國秩序延續了一陣子，避免西元400年左右、多數日耳曼移民的侵擾（同一時期，西羅馬的情況非常頻繁）；即便經歷了深具謀略的東羅馬皇帝 – 查士丁尼一世（Justinianus I；西元500年中期），統治期間的短暫復興。
教會與帝國政權如影隨形，卻導致它在東羅馬的崩解，對比它在西邊的倖免。在一個因稅收、家族土地的剝奪等因素，造成東羅馬帝國與大眾脫鉤的時期，教會於一個失策的時機點與帝國合流。這讓它在西元600年間，付出龐大的代價。如同兩個世紀前日耳曼人進侵西羅馬那般，當阿拉伯人進入東羅馬時，發現當地民眾呈現道德真空的狀態，他們歡迎這些外來者，取代已不受尊重的帝國秩序。
伊斯蘭連結西班牙與印尼間的人民與貿易，創造西方對富庶東方的需求，並開闢了傳遞這些富庶的路徑。
在拒絕帝國秩序的同時，東方人也因而抵制基督教規範，伊斯蘭便很容易地填補這段道德間隙。一旦阿拉伯 – 穆斯林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，便迅速地傳布至羅馬 – 基督教帝國或拜占庭（Byzantine）政體，闢建了一條皈依伊斯蘭的道路。
伊斯蘭席捲敘利亞與巴勒斯坦、越過埃及，沿著北非海岸延伸至大西洋。接著在西元700年左右橫跨至西班牙，並在勢頭上將巨大影響力一路直驅至法國中部。在那兒，伊斯蘭受到日耳曼 – 基督徒軍隊抵擋而逐回，讓西歐其它地區免受阿拉伯的統治。伊斯蘭在西方世界因而只持有西班牙，這種占有受日後基督徒多年來的「收復失地運動」（Reconquista）而逐步消減，或是十字軍將西歐收復給基督。
教會的角色
上一講考察的羅馬別墅（Roman Villa），已落入野蠻的哥德人（Goth）、匈人（Hun）與汪達爾人（Vandal）之手。正因這些別墅的美麗與自給自足，它們成了宮殿的美妙綴飾。我們得知，哥德人的野蠻在於直接飲用啤酒，不似文明的羅馬人那般摻水稀釋。
隨時間流逝，某些羅馬別墅成了小鎮的中心，其它則奉獻給教會，祈求永生的救贖。這樣的交易多少有些巧妙，類似今日的捐贈作業。富有地主會將常是葡萄園的部分土地，契約轉讓給教會。作為回報，教會為奉獻人主持一連串的彌撒，竟常是赦免當事人大部分的罪（1,000年過後，這成了教會激怒馬丁路德（Martin Luther）的眾多舉動之一）。
不過，教會成員是當時歐洲最有學養的一群，關於農耕的羅馬文獻被謹慎地研讀。毫無意外，相較俗人的社群，教士照料的葡萄藤表現得更好、產出更美味的葡萄酒。捐贈給教會的土地，常伴隨每年支付部分葡萄酒給奉獻人的協定。這樣的葡萄酒，來自歐洲某些偉大的葡萄園、由當時最有學識的製酒師釀造，品質很可能比任何自家釀製的來得好。
也就是說，你贈與教會土地，他們的專家照料葡萄藤與釀酒，每年常永遠供應你好東西。永恆的救贖不過是錦上添花！
在那個時代，為何修道院如此成功？一座修道院（cloister或monastery）是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實體，著重在祈禱與耕作。正因如此，它們是很強勁的經濟力量。
當在地村民被幼小孩童、母乳撫育等事「羈絆」，與其它無法全職在田園的人們，修道院無疑有著專職供應的人力。許多修道院人士具備專精的技能，舉凡烹飪、葡萄種植與釀酒，這表示會有人對此有興趣並有專精知識。教士成了釀酒學與葡萄種植的遺風保持人；身為過往知識的保管人，他們奠下了日後歐洲葡萄酒的基石。這也讓教會成了歐洲最大的地主之一，驅使他們追求釀酒的卓越表現。
修道院集聚所有當前的知識，一代傳一代，有時透過淵博的文本，有時採民間傳說的形式。一則關於聖馬丁（Saint Martin）與驢子的早期故事，他這頭驢吃了葡萄藤生長在地上的所有部分。聖馬丁最初感到震驚，但下一年葡萄藤卻長得更好、更強壯，這教導了世界該修剪葡萄藤。今日在法國許多地方，仍會在聖馬丁日（Saint Martin’s Day）修剪葡萄藤。
洛池神父（Lorsch）是德國葡萄酒歷史的一個關鍵人物，他被高度認定為釀酒師，得到許多貴族捐贈的葡萄園。這些貴族接受葡萄酒或靈魂的恩典，當作立即的回報。查理曼大帝（Charlemagne）父親 – 丕平三世（Pépin III，又稱「矮子丕平」（Pépin le Bref）），是當中最重要的貴族，他的參與鼓勵其他人做同樣的事。洛池神父因而成了歐洲超群的釀酒師，今日的德國仍崇拜著他。
那麼，修道院本身呢？
聖本篤（Saint Benedict）替本篤會（Ordo Sancti Benedicti）修士的各種生活細節，留下非常精確的規則，這包含了他們被允許飲用多少葡萄酒。普遍來說，每日的飲用量為一品脫（pint）。不過，聖本篤慈悲為懷；他提出，每個修道院院長能在這些規則中，自行判斷。依據修士的身材、酒精對他的影響，以及個人需求，本篤會極力主張這方面要有一些彈性。這確實是很開通的政策，但很難套用在今日血中酒精含量測試與好興訟的社會。
拜占庭帝國是歐洲中古最有權力的政治實體。即使在那兒，葡萄種植仍是修道院與少數個體的活。釀成的葡萄酒被出口至整個世界，替修道院與他們的寡占市場提供重要的收益。
最好的拜占庭葡萄酒來自希俄斯（Chios）、薩索斯（Thasos）與克里特（Crete）島嶼，以及色雷斯（Thrace）與卡帕多奇亞（Cappadocia）等大陸區域。當拜占庭帝國衰敗時，葡萄酒的生產與商業活動大幅減少。曾遍及歐洲與地中海的羅馬葡萄酒貿易，萎縮成稀稀落落的地方小型貿易。這同樣也是葡萄酒的黑暗時代。
法國由日耳曼人所創建
查理曼大帝約莫生於西元742年，先於他的雙親 – 丕平三世與貝特拉達（Bertrade de Laon）締結婚約。因查理曼可能的庶子出身，他與其弟卡洛曼一世（Carloman I）分割並共享法蘭克王國（Kingdom of the Franks；以及神聖羅馬帝國），直到卡洛曼逝世，這種情形只延續了三年。查理曼之後成了法蘭克人（Frank）唯一的國王。接下來的28年，查理曼征服並合併了大部分西歐的土地，同時影響了全歐洲的政治與社會生活。
查理曼的初征，便試著將摩爾人（Moor）逐出哥多華（Córdoba）。但這場難解的戰役失敗了（這同時端賴著，會有一場內部動亂的密謀），查理曼大帝撤退至阿亨（Aachen），讓他由撒克遜人（Saxon）手中保全他的王國。這場戰役因「羅蘭之歌」（Chanson de Roland）而不朽；這首崇敬善後的史詩講述，當巴斯克人（Basque）對撤退部隊進行猛烈進攻時，主人翁如何將其擊退。西元801年，在征服巴塞隆納（Barcelona）與鄰近區域時，查理曼最終在西班牙取得了他的王國。
查理曼鬆散的中央化統治，仰賴地方貴族的忠誠。他以兩人為單位送出官員，一名俗人、一名教士，年復一年在王國內遊走。這些欽差大臣（missi dominici；由統治者派遣）負責傾聽法律案件、傳播國王的法令，同樣也替所有孩童建立學校。強調教育是查理曼統治的特色，在那個時候非常引人注目。然而，西元814年查理曼死後，猖獗的政治腐敗，與地方權貴要求更多的權力，這套機制開始崩解。
教皇里奧三世（Leo III）於西元800年的聖誕節，加冕查理曼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，感激他的營救與保全羅馬城。《法蘭克王家年代紀》（Annales Regni Francorum）記錄，其中一個國王顧問向教皇提議加冕。然而，王廷的史學家與學者 – 艾因哈德（Einhard）記述，加冕此舉驚訝並激怒了國王。學者們將憤怒歸因於，查理曼認為，教皇是他的臣屬之一。
博識的查理曼，懂得拉丁文與希臘文。他經常研讀聖奥古斯丁（Augustinus Hipponensis）的《上帝之城》（De Civitate Dei），朝廷上有著包含阿爾琴（Alcuin of York）的幾位傑出學者。查理曼朝廷上的學者，發展出卡洛林小草書體 （Carolingian minuscule），這種字體為現代印刷體與草寫體打下了基礎。
查理曼同樣也活躍於教會事務。西元794年，他於法蘭克福（Frankfurt）召開一場教會法院，討論了防洪、嗣子說（adoptionism）與聖像崇拜等議題。關於嗣子說的議論，參與者援引西元589年托雷多會議（Council of Toledo）的論述，摘錄和子說（filioque）的信條對抗亞流主義（Arianism）。
該留意的是，亞流主義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任何關聯。亞流主義的宗教論述，否定耶穌基督的神性，並專注聖父與聖子的相異處。聖子是被創造的，因而不似經久存在的永恆聖父。亞流教徒相信，聖子從屬於聖父；上帝的恩寵或接納，賦予了他聖子的地位。
查理曼死後被葬在阿亨（法文名Aix-la-Chapelle）。對立教皇（antipope）帕斯卡三世（Paschal III）在紅鬍子腓特烈（Frederick Barbarossa；即腓特烈一世（Frederick I））的請求下，於西元1,165年「封聖」查理曼，知名的黃金鑄像便是他的聖物盒。傳說查理曼現於黑森（Hesse）的奧登堡（Oldenburg）正裝歇息著，等待那即將來臨的反基督戰鬥。
法國最偉大的白酒葡萄園，同樣烙印查理曼的名字 – Burgundy的Corton-Charlemagne。這塊葡萄園出產的葡萄酒，用來供應給國王飲用。
英格蘭宮廷的官方語言曾是法語
經歷諾曼人 （Norman） 入侵後，西元1,066年後英格蘭的統治階級均為該族；諾曼人源於定居北法的諾斯人（Norseman；因而得該名），這些維京人說著法語。
在英格蘭王位繼承發生問題時，根源維京人、口說法語的征服者威廉（William the Conqueror）成了英格蘭國王。
接下來的300年，英格蘭宮廷的官方語言便是法語。羅賓漢（Robin Hood）說的是英文，如同他的兄弟 – 獅心王里查（Richard the Lionheart）及其他英格蘭貴族，邪惡的約翰王（John）卻講著一口法語。
這樣的情況沒有改變，直到兩國那持續100年的戰爭，「英法百年戰爭」（Hundred Years’ War）因而得名。原為年輕侍女的聖女貞德（Jeanne d’Arc），領導法國軍隊贏了戰爭⋯接著她被英格蘭指控為女巫，被綁在火刑柱上燒死。
真是個好時代。
聖殿騎士團
Commandaria葡萄酒原先是為聖殿騎士團（Knights Templar）所釀。這些騎士是自願者，致力於保衛往聖地路上的朝聖者，並攻擊所遇見的摩爾人。他們最終被撒拉森人（Saracen）擊敗，被迫離開羅德島（Rhodes）的據點。因沒有任何的歐洲國家，想接納這群貪婪的傭兵，他們被贈與了馬爾他（Malta）島嶼。這群人同樣被稱為「聖若望騎士團」（Knights of Saint John）與「醫院騎士團」（Knights Hospitaller），他們在馬爾他釀造的酒，很可能是現存最早類型的葡萄酒。這些酒常以四分的水兌一分的葡萄酒飲用。盡管如此，那些常沉溺於酒精的人，仍會被說「喝得像聖殿騎士那般」。聖殿騎士給予西班牙國王一隻獵鷹，作為馬爾他島的租金！
在英格蘭，這兒曾有「溫月」（Wyn Moneth；即十月）的經常性宗教儀式。在維京入侵後，聖鄧斯坦（Saint Dunstan）復興了修道院，這些修道院常是英格蘭葡萄酒的來源。對比本篤會修士，薩塞克斯（Sussex）戰役修道院（Battle Abbey）的教士，每日飲用一加侖的葡萄酒，生病時還會更多。為了慶祝假日，在假日彌撒時，英格蘭教士採用一種特別的雙把手瓦薩爾杯（Wassail Cup）。
唯一跳脫社會框架的方式，便是朝聖 – 往聖地亞哥·德孔波斯特拉（Santiago de Compostela）、往耶路撒冷、往坎特伯里（Canterbury）⋯
喬叟（Geoffrey Chaucer）：
「他喝甜藥酒、淡紅酒與義大利甜白酒。熱的辛香料，增強了他的勇氣。」
朝聖是中世紀人們旅行的唯一選項，它是門大生意。教會推銷聖人的遺骨；朝聖者在旅行中不只看世界，也分享他們的故事、帶著知識與葡萄藤，由一個地方前往下一個。Garnacha、Cariñena與Monastrell等品種，全都是朝聖者自聖地亞哥·德孔波斯特拉歸返的路上，引進至法國的Rhône區域。
在諾曼人征服的時代，特別是英格蘭南部的大量修道院機構，葡萄藤被種植、葡萄酒被釀造。倫敦與地方城鎮與市流傳的街道名（諸如葡萄藤街或葡萄園名），指出葡萄藤與葡萄園在當時絕不罕見。
在11世紀晚期《末日審判書》（Domesday）清查彙編的時代裡，葡萄園被記錄在英格蘭南部的46個地方，由東盎格利亞（East Anglia）到今日的薩默塞特（Somerset）。到亨利八世（Henry VIII）登上王位時，英格蘭與威爾斯已有139個具規模的葡萄園，其中11處由王室持有，貴族世家與教會則有67與52個。
確實，諾曼人入侵帶來了法語、法國的僧侶與葡萄酒。肇因這樣的侵略來自北法，與之相隨的葡萄酒，很可能主要來自Val de Loire。在亨利二世（Henry II）與邪惡的約翰王時期，有1,000艘貿易船隊定期往返於英吉利海峽，承載著數量較今日英格蘭消費更多的淡紅酒（claret），盡管當時的人口只有兩百萬。即便如此，中古英格蘭的主要飲品是啤酒，不論濃烈或淡薄，蜂蜜酒與葡萄酒只用於特殊場合。如同大部分的歐洲，水在當時是不安全的，很少被直接飲用。
黑死病摧毀了其傳染路徑的任何事物，包含不列顛的修道院人力，以及相對應的葡萄酒產業。之後的「解散修道院」（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；在宗教改革時期），則完全汰除了修道院。
這些因素或許造成主要的衝擊，但對隨後大量葡萄園的消失，仍找不著切確的原因。有些人將其歸因於不利的氣候變遷，讓這門不確定的生意更加棘手。其他人則認為，這與亨利八世的「解散修道院」有關連。這些因素皆可能影響某些程度，但衰退很可能是漸進的（延續了幾個世紀），相關原因也更加複雜。
從那刻起，不列顛的葡萄酒產業便淪為歷史上的註腳，直到今日！
中古時代的食物
十字軍騎士最初於西元1,099年抵達了聖地，旨在解放穆斯林統治下的聖墓（Holy Sepulchre）。穆斯林摧毀了城市周遭所有的農業基礎建設，做為他們保衛耶路撒冷的防禦策略，並讓敵人的行進更加困難。在征服了該區域後，十字軍被迫在地重新安頓，並在城市周圍闢建農場，供應快速增長人口所需的食物與葡萄酒。
毫無疑問，穆斯林在烹調上占了上風。十字軍在那兒發現了一處烹飪的天堂，殘存著巴格達（Baghdad）哈里發（caliph）與波斯國王宮廷那光榮的阿拉伯遺產。阿拉伯與埃及的廚師們，很快便在耶路撒冷、拉姆拉（Ramle）與阿卡（Acre）等法蘭克上層社會的廚房找到容身之處，傳授騎士們東方的歡愉。高度的美食文化，藉由音樂、舞蹈與文學等細緻傳統佐餐而豐富，轉變成一場真正的饗宴。
歐洲人對當地產品有很深的印象：鳳梨、無花果、仙人果（sabra fruit）、甘蔗、柑橘水果、小麥與高品質的葡萄。Judean Hills聞名於其優質的葡萄酒。夏季時，由遠方黎巴嫩山脈的雪，剷上推車、覆蓋麥稈，運來讓葡萄酒保持冷涼。雪同樣用在果汁與sherbet的保冰，sherbet則是今日sorbet的前身。
基督教騎士在那裡認識到，戰士同樣也能是有教養的人。他們的伊斯蘭敵人生活在豪奢的宮殿、享用華麗的飲食，並研讀淵博的文本。於此同時的歐洲貴族，生活在冰冷石塊蓋成的城堡，眼前沒有任何一本書。
使用眾多辛香料的東方傳統，同樣被法蘭克人採用；用量常是過度的，作為一種巨大財富的象徵。常用的香料包含鹽膚木（sumac）、芥末、番紅花、丁香、肉桂、迷迭香與椰子，甘草根及蓮子同樣被使用，見證了東西之間的貿易路線。在耶路撒冷的眾多市場裡，購買熟食也很普遍。
確實，十字軍時期耶路撒冷的一個最顯著建築特色，便是複雜的市場；這些市場現今仍有舊城的商賈活動。過往為雞禽市場的大衛王街（David Street），今日販售著水果與蔬菜。現代的屠夫街（Butchers’ Street）原先為鮮食市場，過去被稱為「藥草街」（Street of Herbs）。當中最知名的，便是稱「壞伙房街」（Street of Bad Cookery；Malquisinat）的中央市場，之中的商人擅於烹煮熟食，供應給湧向城市的朝聖者。
中古時代的飲食
假如你是個貴族，或被邀請至貴族的餐桌，座位會依社會地位嚴格畫分。地位越高，離餐首更靠近。上菜全由桌首開始，在餐盤傳遞至地位更低的與餐者前，人們可任意取用想吃的東西。能取得的，是社會較上層階級殘留的部分。
食物被放置於大淺盤，沒有餐叉、徒手進食。餐刀會被使用，最恰當的方式是手抓並咬著一大塊肉（如果能拿到的話！），接著用刀子割下咬住的部分，並將剩餘的肉放回大淺盤上。
餐盤此時不存在，你會拿到一個托盤麵包（trencher），這是種堅硬、扁平的烤乾圓麵包；托盤麵包用來放任何你想吃的食物。在餐宴的尾聲，這個托盤麵包可以被食用（因而有「吃得像大食怪」（eat like a trencherman）的說法），或將麵包移到桌上較不富有的賓客⋯或扔給桌下期待此舉的狗兒。
貴族住在城堡裡，有的城堡會較期望中來得不花俏，並且乏味無趣。餐點享用於大廳，這兒同時也是所有賓客的就寢處。晚餐過後，桌椅被移至一旁或掛在牆上，所有賓客一起睡在大廳的地板上。主人夫婦的床則在一旁被幕簾環繞，以確保隱私。只有最宏偉的城堡會有許多房間、寢室與其它選項。
想當然耳，窮人吃的少上許多。農奴常吃著他們栽種的作物，若他們有餘裕的話，或由鄰近的田地採集。貴族擁有所有的肉類與野味，盜獵會被判死罪。事實上，貴族對農奴掌有生殺大權。假若他下了命令，任何事都可能會判死。
所有旅者與朝聖者會隨身帶著湯匙，常夾在帽子束帶或其它方便處，這讓他們在湯品供應時便利食用。客棧沒有提供湯匙或餐刀的義務，只有張單一的菜單，上頭便是當天只能吃到的食物。倘若抵達晚了，便可能什麼都不剩。
Paul Wagner
